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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值得细细品味的大师

文章来源: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20日 点击数: 次 字体:

新千年之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21世纪的中国科学,需要呼唤科学的人文性。算起来,科学传入中国也有一百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主要地还是在功利的层面上理解科学——从坚船利炮到“生产力”——都不离科学的应用功能。但是科学的意义实在不仅在于帮助满足我们物质方面的欲望;科学还是一种文化,是心灵的慰藉,如同艺术一样,有它超乎功利的旨趣与兴味。

从大的方面说,近代科学可以算文艺复兴结出的一个果实。文艺复兴中,人从神权和权威下解脱出来,重新发现了自己,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可以理解的自然——他满怀热情地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自然,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自然,而不再盲信前人,不再盲信权威。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人类重新张开眼睛看着眼前的这个自然界,他们的眼睛像婴孩一样清澈,明亮,而且充满好奇。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探索的热情,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这个探索中,人认识了自然,也认识了自己,获得了伟大的成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说从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复兴),经过启蒙运动,终于形成了近代人文精神,难道科学不是这个伟大进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么?费曼先生抱怨人们只看到科学的实际应用而忽视了科学对我们世界观的影响,他特别指出,科学的精神与民主的精神是合拍的,都倾向于“不确定”,一种怀疑的态度。这给我们研究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科学和民主,仅仅是西方文明中并峙的双峰,抑或还是血脉相连的孪生姐妹?费曼说:

在我看来,西方的文明有两个伟大的传统为其支柱。其一是科学的探险精神——这是向未知领域的探险,一个未知的东西之所以为未知,首先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它是未知的,然后才有所谓探索;这里面包含一个要求,要求人们不要去回答不能回答的宇宙秘密;这里面包含一种态度,承认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概括起来说——这是智力上的谦卑。另一个伟大的传统,是基督教伦理——以爱为行为的基础,视所有人为手足兄弟,尊重个体的价值——这是精神上的谦逊。这两个传统,是逻辑地、彻底地一致的。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这段话用来讲科学与民主,也是可以的。这里的谦逊,其实也是自信。从对人的方面说,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特权或权威,这是谦逊;从对己的方面说,不认为他人有任何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特权或权威,这是自信。尊重他人的经验,也尊重自己的经验,尊重他人的判断,也尊重自己的判断,这是科学的精神,也是民主的精神。

费曼强调怀疑的权利,他认为没有人有特权确立一个最终真理,也没有人有能力确立一个最终的真理。确实,如果没有怀疑,科学怎么能走出亚理士多德的影响?如果没有怀疑,科学在牛顿之后怎能继续前进?近代文明的一个特点,是人们总是在新的经验基础上,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那禁锢的文化系统里——概括起来说,在一个还不太敢于怀疑权威的环境里,能有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吗?能出现开拓性的科学家吗?近代科学、近代文学、近代哲学——或者干脆一点说——近代文明,它最深刻的精神,使它和古代文明产生了质的不同的精神,应该就是这种个体的觉醒,自我的肯定。这让我想到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划分,他说先秦是子学时代,这个时期人都还用自己的腔调说自己的话;两汉到清末是在经典中打转的经学时代,人人都依经作论,不敢用自己的腔调说自己的话。漫长的经学时代,如同西方的中古时代,人们生活在经典与权威的巨影之下,个人的智慧与热情消磨殆尽,更枉论个人价值的觉醒——你能指望这样的文化生态中出现有活力的思想大创造?你能指望从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成长出离不开怀疑的科学?或者,问得尖锐一点,你能指望这样的文明只要假以时日,它自己就能进化成近代文明?当然,你可以说近代文明未必就好,那我无话可说;倘若你也承认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确实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你在复兴传统文化、恢复读经的时候,你就得准备面临这样的挑战——你是否看清了经学文化与近代文化的深刻区别?

从小的方面说,科学是无数才智之士科学活动的结晶。如果我们只看到这活动的结晶,而不了解活动的过程以及从事这活动的心灵,则我们仍然无法充分地理解、欣赏那结晶,我们对科学就仍然有一种隔膜。一个富于创造力的科学家,往往有一个丰富的心灵,有一个生机活泼的生活世界。我们在爱因斯坦身上看到了这种品质——他幽默风趣,而且喜欢拉小提琴;我们在费曼身上也看到了这种品质——俏皮机敏,而且喜欢敲邦戈鼓。他们沉醉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中,享受着极大的乐趣。费曼说:

科学的另一个价值是娱乐,一种被称为智力享受的娱乐。有些人在阅读、学习、思考中得到这种享受,另一些人则在科学工作中得到这种享受,这在科学的价值中,是十分真实、十分重要的一个。

——《科学的价值》

“发现的乐趣”,关键就在这个乐趣。同样是做一件事情,有许多种境界,“乐”是最高的境界,所以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在“乐”的境界中,你才能身心俱一,真正进入你的对象、洞察你的对象,否则你与对象就只是一种外在的联系,永远有一种隔膜。比如对于科学,你如果为了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而去学科学,或者出于爱国的热情而学习科学,这都还是外在的目的,而只有你打心底喜欢科学,在科学的研究中享受到极大的乐趣,这时候你才与科学了然无间,你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我们常常听老师教训,做科学研究要耐得住寂寞,要能坐冷板凳。这其实是极有害的一种教育,是对科学的一种误解。我们要做的,其实不该是养成忍耐寂寞、坐冷板凳的功夫,而是要培养研究的乐趣,理解、欣赏自然之深层结构的兴味。我不相信坐冷板凳能坐出个伟大的科学家,我更不相信坐冷板凳有什么值得特别尊敬的意义,然而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能培养起欣赏自然之深层结构的乐趣,则科学永远是外在于我们的一种文化。

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精神,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文化中来,使我们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但是一百年来,我们的成就似乎还很有限,需要更多的努力。我们的努力当然不能局限在介绍最新的科学成果,我们的努力应该涉及科学文化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科学史方面(尤其是科学家的个案研究)该多化些力气,多作些深入的研究,以领会科学的精神,以了解科学家的灵魂。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养一种花草,我们总得要在自己的园地里造成适合这花草生成的土壤,让它能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不能老是想着从别人的园地里摘一枝来插在花瓶里。科学史的研究就是为科学的园地培育土壤。所以我常常觉得,为了让科学文化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家园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当然需要一批优秀的人才来从事科学的研究,而同时我们也需要一批优秀的人才来从事科学史的研究。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因为查找日本物理学家仁科芳雄(Yoshio Nishina)的材料,看到韩国高等科学和技术研究院的金东文先生(Dong-won Kim)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述了他如何花费十年的时间研究西宫先生并写成西宫的传记。这很让我感慨,就我所知,国内还从未有人做过如此细致而深入的个案研究——我们的科学史研究这片园地还相当荒芜寂寞。

费曼当然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大师,他不仅深刻,而且有趣。他的深刻,不仅体现于他在物理方面的思考,也体现于他对科学文化的思考。他的有趣,不仅在于他喜欢撬保险柜、敲邦戈鼓、咧嘴大笑,还在于他科学研究中的痴迷沉醉之态,以及他富于艺术兴味的科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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